《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从法条可知，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是加重处罚的。法律设置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原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障国家追诉权利的实现，更主要的是在于禁止肇事人对公民生命财产权的漠视，国家追诉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公民健康权和生命权相比，法律更应关注的是后者。交通肇事逃逸的情节既是结果加重的量刑情节，又是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结果加重的量刑情节。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显然，作为高速运行车辆的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直接负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协助交通管理部门调查的法定义务。这不仅是一种法定义务，也是一种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遗憾的是，本案被告人雪年军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即是置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于不顾，这一行为显示出逃逸者道德法律意识的欠缺，客观上加重了受害人的危害后果，降低了受害人获取救治的可能性，严重侵犯了交通运输安全及交通运输管理秩序，直接导致了交通肇事案件查处以及事故责任认定上的困难。对于这样的行为，不仅应在道德上予以严厉谴责，实际上，刑法上也正是作为恶劣行为从严从重惩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