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肯定说主张，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刑法谦抑原则的体现和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考虑，对赔偿损失的肇事人不以犯罪论处有利于社会和谐、生产发展，不存在不公平、不平等、不正义的问题，反而是对国家、社会以及受害人有益的做法。①否定说认为，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拿钱买罪、用钱抵刑”的做法，极大伤害了人们追求平等、正义的朴素情感，与刑法公平、正义的精髓相悖。②笔者赞成否定说的观点。

首先，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反。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发生时，在民法、行政法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尽量不动用刑法;只有当民法、行政法不足以遏制恶的行为时，才适用刑法。在《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出现时，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被予以弥补后，虽然肇事人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这对矫正行为人的行为来说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是预防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发生，而这一目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不只是尽量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失使社会利益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除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在交通事故发生且肇事人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案件中，只要肇事人能够赔偿事故损失就不被定罪或者不被重罚的做法，为有钱人大开违法犯罪的方便之门，不仅不能遏制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而且会弱化人们的法制观念，伤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以犯罪人的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衡量标准是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违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都应当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解释》的相关规定，以肇事人的赔偿能力为标准，对相同的肇事行为作出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这样截然不同的规定，从“立法”这一源头上确定了适用刑法的不平等，造成了司法审判难以想象的尴尬。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定罪的标准也以财富多少来设定，必然会严重挫伤人们的法律情感。因此，《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严重阻碍了当前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予以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