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我国目前现行的票据立法尚未触及，理论界亦存有三种不同观点[6]：

第一种观点为主观说或明示授权说，即判断空白补充权是否存在应根据出票人的意思表示或明确授权予以确定。该说重视出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利于保护出票人的权利，但对善意持票人则欠缺保护，并且一味强调对出票人真实意思的探求，不利于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与票据立法注重票据流通的“果”、相对忽略出票的“因”而实现对效益价值追求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第二种观点为客观说或默示授权说，即应从票据外观上是否预留空白来确定，如果出票人预留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并将其交付给持票人，视为受让人取得空白补充的默示授权。

第三种观点为折衷说或依实际情形说，即应根据实际情况，判断采用上述主观说或客观说。该说主张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是否存在授权，使补充权的判断陷入无标准的混乱之中。

在上述几种观点中，我国部分学者认为空白补充权的取得应以主观说为通说，因为该说被很多判例加以引用，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证来看，日本的票据法亦是以授权为前提的。[7]结合票据立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笔者则认为以客观说来认定空白补充权的取得更符合票据立法的精神和本质。因为：首先，出票人为相应记载并交付空白票据的行为本身，表明其有授予持票人空白补充权的意思;其次，根据票据属于商法的外观性理论，持票人持有空白票据，法律完全可以推定其享有空白补充权;再次，空白补充权的外观推定，或许不利于出票人真实意思的保护，但空白票据流通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应为出票人在出票时所应预见和认识到的，对此不应成为票据立法所关注的重点，也不能以出票人的个人真实意图和个人利益安全对抗票据流通及整个票据交易安全的公共利益或者说是重要利益。票据立法所关注的重点应是对符合商事交易客观规律的空白票据产生的实践予以肯定并规范，由此促进票据的流通，实现立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目前大多数国家有关空白票据的立法也规定了不得以出票人的真实授权意图对抗善意持票人。[8]由此可见，空白补充权随着票据的移转而转移，对于善意持票人而言，其取得空白票据的同时，亦获得空白票据的空白补充权，其行使空白补充权不受出票人出票时的真实意图所限，出票人出票的真实意图只能在出票人与其直接后手之间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