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奉贤，来自农村的女子华某，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在辛苦了大半辈子，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为了不给子女们增添负担，华某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打工。

因没有一技之长，学历也低，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女子华某在年轻人的帮助下，向某网络护工平台提交了个人身份信息等资料，申请从事保姆工作。

不久，经过面试考察，女子华某成功入驻了该平台。

2020年12月，经平台介绍，女子华某来到雇主黎某家，负责照顾其患脑萎缩的父母。

女子华某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照顾黎某父母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尽心尽力，雇主黎某对女子华某的工作，也比较满意。

半年过去后，2021年7月8日上午，女子华某在黎某父母家，像平常一样，在照顾黎某脑萎缩的父母时，感觉自己身体不适，随后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女子华某起初没有在意，以为只是简单的感冒发烧，自己服用了退烧药。

没想到毫无效果，反而更加严重了，体温从38.8℃，迅速上升到了40℃。

上午10点左右，女子华某通过微信，把自己生病的情况告诉了黎某的妻子。

黎某妻子在30分钟后看见信息，并予以了回复。

黎某当即将女子华某生病发烧的情况，告诉了平台。

随后，黎某的母亲，多次提醒女子华某，让她去医院检查治疗。

下午1点左右时，雇主黎某和其家人，以及平台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了黎某父母家。

在发现女子华某病情加重，疑似昏迷后，马上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将她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然而，不幸的是，女子华某最后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后经鉴定，其死亡原因为发热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

事情发生后，女子华某的子女等家属，对这个结果表示无法接受，此前好好的人，转眼间就天人永隔了。

他们认为，女子华某的死亡，雇主黎某和网络护工平台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向黎某和网络护工平台主张赔偿，遭到拒绝后，女子华某的子女等家属，一纸诉状，将黎某和网络护工平台告上了法院。

女子华某的家属提出：

1、本案死者华某，生前受雇于黎某，照顾黎某脑萎缩的父母，双方之间，构成劳务关系。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本案雇主黎某，对死者华某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生病发烧后，没有及时将她送医，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3、网络护工平台，作为介绍死者华某去黎某家提供劳务的中介机构，案发当天华某生病发烧后，没有将她及时送医，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黎某和网络护工平台，在答辩时均声称自己不存在过错，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华某经网络护工平台介绍，到黎某家从事保姆服务工作，工资由黎某支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务关系。

对于提供劳务者受到损害的赔偿责任划分，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首先，本案中，黎某作为雇主，为华某提供了安装有空调的房间，照顾其患有脑萎缩的父母，没有超出约定范围。

女子华某生病发烧，黎某及其家人得知情况后，及时提醒女子华某就医，后又联系120救护车送医，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不存在过错。

女子华某死亡原因为发热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属于自身疾病，没有证据表明，该损害结果系因提供劳务造成的，因此本案华某提供劳务的行为，与其死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死者生病发烧后，自行用药，延误正确治疗，最后导致死亡，其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其次，本案网络护工平台，系信息服务提供方，其提供的是促成交易的中介服务，不应当承担雇主的法律责任，对本案华某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女子华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但是，随后考虑到女子华某不幸去世，其子女等家属生活困难，在法官的说理释法和提议下，黎某和网络护工平台，两方都给予了华某家属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