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1995年10月初，原告张某因病在被告某三级甲等医院进行检查，同月19日，被告诊断原告患有“低度恶性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以下简称为淋巴瘤），预计中期存活期为30个月，随后即进行了第一次化疗。从1995年10月24日至1997年7月14日，原告先后9次在被告处进行了时间不等的化疗。1999年10月9日，原告因左颈淋巴结肿大再次住院治疗，被告主治医生经全面辅助检查及活检，结论是不支持诊断，建议转上海会诊。出院诊断是“左颈部淋巴结显著反映性增生”，对淋巴瘤表示怀疑。同年10月29日，经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会诊考虑为“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建议密切随访，如临床不能除外肿病，必要时重取活检，以最后除淋巴病之可能”。审理中，因双方对责任争执不一，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北京肿瘤医院病理室对某医院的病理片进行了病理诊断，诊断结论为“淋巴结反映性增生，部分细胞增生较活跃，建议密切随访”。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误诊给原告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由于9次化疗，全身的免疫系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痛苦，现根据法律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各种损失3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案例二：2000年7月26日，原告严某至被告医院处就诊，临床诊断为“成骨肉瘤”，X光片提示：“右胫骨上段混合型成骨肉瘤”，CT显示：“右胫骨中上段病变（恶性可能性大）”；8月14日行病理活检，结论为“软骨粘液样纤维瘤”；2002年7月15日，原告因病变部位再发肿胀、疼痛，再次入被告处诊治，病理结论为“软骨粘液样纤维瘤恶变-去分化软骨肉瘤，侵及周围软组织伴坏死”。为了确诊，原告父母将原告的病理切片借出，分别请南京军区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专家进行会诊。南京军区总院对2002年切片的会诊结论为“右胫骨上段骨肉瘤（普通型）”，对2000年的首次活检切片和术后送检切片的会诊结论为“不排除骨肉瘤”；江苏省人民医院对2002年5张切片的会诊意见为“右胫骨上段骨肉瘤（软骨母细胞型＋纤维细胞型）”，但未对2000年的病理切片作出结论；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对2000年和2002年切片的会诊意见是“右胫骨骨肉瘤”。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告在2000年所作的诊断为误诊，使原告失去了治疗的最好时机，而且生存期也将大为缩短，故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2.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承担以后治疗的全部费用。审判要旨：案例一：法院认为，综观原告在被告处的治疗经过，被告先后对原告淋巴组织做了四次活检，除第一次诊断结论是淋巴瘤外，其余均为反映性增生，与北京肿瘤医院的病理诊断是一致的。但首次切片被告主治医生在没有会诊的情况下即确诊原告为淋巴瘤，反映了其过于肯定、自信的心理状态，此为过失一；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对原告9次化疗，特别是在第二次活检结果是“反映性增生，未见异常细胞”，与首次活检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未引起重视，仍继续进行化疗，导致原告损失扩大，此为过失二。被告抗辩认为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诊断为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与其诊断淋巴瘤是一致的。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即淋巴组织存在癌变的可能，但仅是存在着癌变的可能而已，而非就是淋巴瘤。况且在首次切片与后三次切片病理上没有性质上改变的情况下，被告另三次活检结果及北京肿瘤医院诊断均为反映性增生，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故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诊断错误，对原告应负损害赔偿之责。就被告的误诊给原告带来的损失，法院认为是被告在治疗措施上采取了不必要的手段所产生的医疗费（如进行化疗），原告以治疗淋巴瘤为目的到处购药、就诊而增加的医疗费、交通费，由于被告错误地使用化疗等治疗手段，不可避免给原告的身体带来伤害，且化疗期间也应予以营养支持从而支出的营养费，还有因化疗致原告休息而产生的误工费，以及淋巴瘤的诊断给原告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忧虑和痛苦，侵权后果严重，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基于以上原则，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2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