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是一种金字塔型的销售模式，因而对犯罪嫌疑人的组织、领导行为的确定较为困难。通常意义上，在传销组织中除了最底层的销售人员，其他层级的传销人员都存在一定的组织、领导行为。

因此，刑法规定需要处罚的组织者、领导者就与我们平时文义理解的组织者、领导者存在些许差别。由于传销人员可能具有二重身份，其既是传销活动参与人，又是受害人，因此，我国刑法将传销犯罪的打击对象明确限定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打击对象采取谨慎态度。

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鉴于此，司法实践当中将30人且层级3级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组织、领导者的通用标准屡见不鲜。这样的做法虽然简便，但却错误理解了相关司法解释的含义，不仅造成在适用上的混乱和肆意，也过分地扩大了刑法打击面。

《追诉标准（二）》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中的 30人且3级是对传销组织而并不是对组织、领导者的解释。该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本条所指的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第二款字面当中也未使用30人且3级的说法，更进一步印证了30人且3级不是认定组织者、领导者的标准。

2013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第一款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细化为五类人员：一是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二是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三是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四是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15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人员；五是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由此可见，该《意见》将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标准着眼于在传销活动当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大小，并没有局限在对人数、层级的具体范围认定上。 由上可知，司法解释中的30人且3级是成立传销组织的基本前提，不是对组织、领导者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规定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是对需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传销组织本身的描述，即一个传销组织只有参与人数在30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可以追究这个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者的刑事责任。认定传销犯罪应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应当先认定该传销组织参与人数是否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如是则进入第二步，确认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追究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

为进一步认定该罪当中的组织、领导者，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着重于传销活动，而非传销组织。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站在组织层级的基础上，更着重考察就传销活动的发起、策划、管理、协调等重要内容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避免遗漏在幕后提供资金、产品、利用自身影响宣传、掩护传销组织的实质组织、领导者。

第二，组织和领导需进行限缩解释。在传销组织中，其组织者是指策划、纠集他人实施传销犯罪的人，即那些在传销活动前期筹备和后期发展壮大中起主要作用，同时获取实际利益的骨干成员。除此之外的人不应当作为组织者加以处理，以免扩大打击面，不利于突出对首要分子的制裁力度。传销组织的领导者主要是指在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对传销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极少数成员。对领导者的身份，应当从负责管理的范围、在营销网络中的层级、涉案金额等三个方面综合认定。

第三，基于上述分析，下列行为均属于组织、领导行为：为传销活动的前期筹备、初步实施、未来发展实施谋划、设计起到统领作用的行为；在传销初期，实施了确定传销形式、采购商品、制定规则、发展下线和组织分工等宣传的行为；在传销实施过程中，积极参与传销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如讲课、鼓动、威逼利诱、胁迫他人加入的行为等等。